电话铃声执拗地响着，在沉寂的夜里显得尤为尖厉。“大头皮鞋”犹疑了一会儿，旋即掉转方向，似有些慌乱地加快速度走了出去。

  几秒钟之后，门厅处传来“砰”的一声关门声，随即整个屋子便彻底地归于平静。戚宁战战兢兢地从床下爬出来，走到门边，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张望。客厅中漆黑一片，她试探着喊了几声爸爸、妈妈、姐姐……没有回应。她紧紧抱着怀中的毛绒羊缩着身子走进对面爸妈的卧室，一股腥腥的味道扑鼻而来，她本能地屏住呼吸，瞪大眼睛想迅速适应黑暗的光线。

  当戚宁快要走到爸妈的床前时，猛然间踩到一种湿湿黏黏的东西，脚底一滑，整个人便摔倒在地板上。她挣扎着爬起身子，手上、长睡袍上，乃至怀中的小毛绒羊，似乎都沾着某种黏黏的液体。

  戚宁终于目光投向床上，便看到睡床上的爸爸和妈妈，已经成为一双血人。

  客厅中的电话再度响起，戚宁扭头像疯了般冲向客厅，拿起电话，号啕大哭道：“爸爸妈妈被坏人杀死了！姐姐不见了！呜呜呜……”

  无论时光如何荏苒，回忆起近20年前那个悲伤惨绝的夜晚，戚宁脑海中一切的一切都历历在目，难以磨灭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
  那一晚之后不久，戚宁便被舅舅接到北京生活，除了一张全家福照片和姐姐送她的毛绒羊玩具，她没有带走任何属于故乡春海这座城市的东西。当然，记忆和悲伤总是无法抛弃的。

  在北京生活的那些年里，没有人再提起戚宁的爸妈和姐姐。所有的家人、亲戚都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她，不愿触动她童年那段惨痛的记忆，希望她能完全割舍过去，健康快乐地继续走她自己的人生之路。

  直到现在，“案子”在戚宁整个家族里都是讳莫如深的话题。当然，就算戚宁真的想追问，她的家人对案子具体的侦办情况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  而实质情况是：

  案件发生在1998年12月11日深夜23时许，春海市甘宁区长建路187号1单元201室，遭不明身份歹徒潜入。家中男主人、春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医生戚明，女主人、春海市甘宁区实验小学教师蔡春红，被双双杀死在卧室睡床上。死亡时间在当夜22点30分至23点之间，死因均系被锐器割断颈总动脉引发的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。其中戚明除被割喉外，胸部和腹部也遭锐器多次扎入。

  被害夫妻二人有两个女儿当晚也在家中。分别是大女儿戚芸，就读于甘宁区20中学附小五年级；小女儿戚宁，就读于甘宁区20中学附小二年级。据案发后小女儿戚宁讲述：当晚她和姐姐在床上睡觉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姐姐听到家里有奇怪的声响，便把她推醒，并把她藏到床下。随后姐姐一个人走出姐妹俩的卧室打探，便被坏人掳走了。

  现场勘查显示：凶手是顺着居民楼的下水管爬至二楼，扒开防盗网，撬开厨房窗户，潜入室内。从种种迹象上看，凶手作案不仅戴了手套，而且还戴了脚套，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。除被害人小女儿戚宁提供他穿着一双大头皮鞋外，未留下任何可追查的线索。不过，在被害人的卧室中，凶手在墙上留下一个半圆形的涂鸦，是用被害人的鲜血涂上去的。

  该案发生后，春海市公安局迅速组织精英警力成立“12·11专案组”。由于现场没有任何财物损失，而且凶手留下的涂鸦似有所指，专案组倾向于案件为报复杀人。但同时让专案组难以做判断的是，凶手为什么要掳走被害人的大女儿戚芸？是临时起意，还是早有预谋？如果是后一种，那案件性质便完全不同了。

  从1998年12月中旬开始，专案组在被害人戚明和蔡春红的社会关系、平日交往、利益交集人群中进行了广泛细致的排查，同时也深入戚芸平日活动的区域，还原案发前一段时间她的活动路线和时间线，调查相对应发生的事件，以及与之有过接触的人群，全力追查其下落。整个排查持续了近10个月，专案组对上百人进行了讯问，并传唤审问了20多名具有作案嫌疑的人员，而凶手却并未现形，戚芸也始终下落不明，生死未知。

  眼看着时间一天天地流逝，从经验上说破案的概率正逐渐变小，局里总将庞大的警力耗费在一件案子上也不现实。无奈之下，专案组于1999年底解散，案件交由市刑警支队继续侦办。而三年后终因线索全部中断，案件被暂时封存。一晃便到了今天，仍然没有任何新线索涌现。

  戚宁用了一整天把卷宗资料通通翻阅了一遍，内心深处百感交集。尤其看到爸妈的现场存证照，照片中到处都是喷溅的血迹，鲜血糊在爸妈的脸上，浸透了他们的衣衫，两个人犹如被红色油漆泼过了似的，死状触目惊心，惨不忍睹。戚宁真是忍着眼泪看完的。

  而更重要的是，戚宁必须要在错综繁杂的旧线索中梳理出新的调查方向。她首先圈定想要展开调查的是一个叫赵元生的嫌疑人，此人当年也被专案组和刑警支队列为案件的头号嫌疑人。

  由于被害人戚明遭到凶手的过度杀戮，专案组认定凶手对他有特殊的心理情结，遂一开始便围绕戚明做重点调查。在随后的调查中专案组发现，案发前一段时间戚明与他的中学女同学鞠艳丽来往甚密，其时鞠艳丽正与丈夫赵元生闹离婚，自己一个人在外租房住。

  赵元生第一次被专案组传唤，正是因为鞠艳丽的举报。她报案说当天赵元生跑到她的租屋内耍酒疯，口口声声嚷嚷着戚明一家都是他杀的，鞠艳丽要是再敢忤逆他的意思，他就把她也杀了。不过审讯时，赵元生承认他说了上述的话，但矢口否认真的与案子有关。说自己只是仗着酒劲在老婆面前吹牛，想恐吓她不要跟他离婚。至于案发时间段他的所在，他声称当日自己喝醉了，独自一人在家睡觉。

  在审问赵元生的同时，专案组对他的住所进行了搜查，结果找到了一双大头皮鞋，与戚宁笔录中形容的颇像。但是在那个年代，冬季穿着仿军工的大头皮鞋特别盛行，单单只搜到一双大头皮鞋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而专案组也未搜查到更进一步的证据——案发当时，被害人颈总动脉被割断，鲜血喷溅力度是很强的，即使凶手做了防护，身上或者鞋子上多多少少也都会沾点血渍。但在赵元生家中并未发现带血的衣物，鞋子上也没发现血迹，更没发现与戚芸有关的线索。

  当然，不排除赵元生作案后扔掉血衣和旧的鞋子，而且他未有不在现场的证明，所以专案组虽然放了他，但还是派人对他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跟踪监视。但最终并未发现他有任何可疑行径，便放弃了他这条线。

  时隔一年多，时间来到2001年1月，赵元生又一次进入警方的视线。当时“12·11专案”已经由刑警支队接手，准确点说办案人员注意到他，并不是因为发现了他与专案有关的新的证据，而是有确凿证据显示他杀害了前妻鞠艳丽的一位同事。

  2000年初鞠艳丽与赵元生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，半年后鞠艳丽与一位也系离婚人士的男同事陈宇谈起了恋爱。后来消息传到赵元生耳朵里，他多次到鞠艳丽单位和家中无理取闹，并以电话和面对面的方式对陈宇进行威胁，企图阻止前妻再度组建家庭，但并未收到预想效果。终于在次年1月，他听说二人准备择日领取结婚证，便于夜里埋伏在陈宇家的楼道中，用白酒瓶砸伤外出归家的陈宇的头，并用碎酒瓶的玻璃碴刺死了陈宇。在搏斗中，赵元生也受伤了，现场留有他的血迹，并且勘查员在玻璃碴上提取到属于赵元生的指纹。

  由该案，刑警支队不免联想到“12·11专案”，戚明在被害前也与鞠艳丽有密切来往，而且很可能就是因为戚明的出现，导致鞠艳丽开始和赵元生闹离婚。或许与杀陈宇的动机一样，赵元生对于戚明和老婆鞠艳丽频频见面，心生嫉妒、怀恨在心，遂动了杀人灭门的恶念。

  随后，刑警支队讯问了鞠艳丽，但她坚决否认与戚明有特殊关系，表示两人只是普通的同学情谊，对前夫赵元生的去向也是一无所知。而赵元生杀死陈宇后便遁形了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通缉令发布了很多年，至今也未接到任何举报线索。

  戚宁把赵元生的存证照片拿在手上，细细地端详着，嘴里默念道：“看来必须得回到专案组最初的调查方向了，只是连专案组和刑警支队都没能找到赵元生作案的证据，我又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呢？”

  2　再遇故人

  与其说时隔多年戚宁对寻找赵元生作案的证据没有信心，不如说她其实是对整个“12·11专案”的调查前景心里很没有底。但从卷宗资料上看，作案嫌疑最大的也就是赵元生了，所以戚宁只能硬着头皮试着以他为切入点寻找案件的突破口。

  调阅户籍登记信息，戚宁查到赵元生无儿无女，直系亲属中有一个80多岁的老母亲还健在，旁系亲属也只有一个哥哥赵元仁。按照户籍登记的住址，戚宁找到赵元仁的家，也见到了赵元仁本人和随他一起生活的老母亲。

  赵元仁对戚宁的来访没有显示出丝毫的抵触情绪，非常客气地把她让到客厅沙发上，语气温和地说：“你们尽管放心吧，如果有我弟弟的消息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上报的。”

  估计是因为陈宇的案子，辖区派出所不时还会来收集赵元生的消息，所以赵元仁见到警察才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。戚宁也不点破自己来与陈宇案无关，顺势问道：“你弟弟有多少年没和家里联系了？”

  “从他把艳丽新交的对象杀了之后，他就没影了。这都多少年了，连电话都没打来一个。”赵元仁诚恳地说。

  “那你们和鞠艳丽还有联系吗？”戚宁问。

  “也早没了，她和元生离婚之后我就没见过她人。”赵元仁说。

  “那孩子是个好媳妇，是我们家元生不争气。”坐在一边看电视的赵元仁的母亲接下话，“整天游手好闲，还爱喝大酒，喝醉回家就找碴儿跟老婆吵架，离婚是他活该。”

  “那你们觉得赵元生最有可能藏到哪儿？”戚宁冲老太太点了下头，又特意冲赵元仁说，“你和赵元生是兄弟俩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应该是最了解他的。在你们一起成长的过程中，有没有什么地方令你们印象深刻，又利于隐蔽生活，外人不足以了解的？包括你们曾经一起的朋友、玩伴，以及本地或者外地的亲戚朋友，会不会给他提供一个那样的空间？”

  赵元仁笑笑，大概看戚宁年龄不大，说话便也随便些：“小同志，这个问题已经有好几拨警察来问过我们了，我和我母亲真的是想不出来。”

  赵元仁如此说，倒显得戚宁有些幼稚，她不好意思地欠欠身子，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说：“那好吧，我不打扰你们了，就像你说的，有你弟弟消息一定要通知我们警方。”

  接下来，戚宁决定去会会那个所谓爸爸的中学同学鞠艳丽。但是找她就没那么容易了，由于她和赵元生离婚，户籍被分了出来，当时她又是租房子住，户籍便办理了空挂，截至目前仍然是这种状态。继续调阅她户籍的原始信息，令戚宁失望的是，鞠艳丽的父母已不在人世，有一个姐姐，也因病去世。这样一来，戚宁手中只有一个近20年前她曾经租住房屋的地址。对了，还有她当时工作的单位可以先去打探打探。

  据案件卷宗记载，鞠艳丽当时在一家三星级酒店客房部做主管。但当戚宁现在按照地址找到酒店之时，发现已经不是原来的名字，变身为国内某知名品牌的连锁快捷酒店了。很明显原来的酒店倒闭了，工作单位这条线怕是指望不上了。

  唯一的希望只有出租房了。好在房子虽老，但还没动迁，里面竟然还有人租住，但不是鞠艳丽。通过租客，戚宁联系到房主，房主也住在附近，两人很快便见了面。

  房主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妇女，戚宁提起鞠艳丽的名字，她倒是挺干脆地表示对她有印象，说确实曾经有这么一个租客。并且进一步说明之所以对鞠艳丽印象深刻，是因为鞠艳丽是她弟弟介绍来租房子的。

  “敢问你弟弟是？”戚宁客气地问。

  “噢，他是二院的大夫，叫陈康。”房主说。

  “是陈康介绍的？”戚宁很是惊讶道。

  “你认识我弟弟？”房主问。

  “我爸爸曾经和他做过同事。”戚宁表情恢复正常，笑笑说，“他现在还在神经外科吗？”

  “对啊！已经当主任了！”房主口气中颇有些自豪地说道。